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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者的抉择
作者:
王明珂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本编号:
9787208150683
出版日期:
2018年07月
页数:
0
包装:
平装
字数:
0
定价:
59.80人民币
售价:
44.85人民币
库存:
3
平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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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Editor's Review):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著名人类学家王明珂 历时十余年田野调查精心写作

 

  许倬云、王铭铭、姚大力等倾情推荐,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内容简介(About the Content):

 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等所学科研究方法,王明珂教授对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进行了考察。主要探究了三大游牧部落的环境生态、动物生态与饲养、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游牧与定居人群关系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汉帝国的交往互动。

 

  游牧者们看似“自由”的抉择,乃是在一种生存境况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族群的发展并不能以高低为论,而是一种基于环境、内部社会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王明珂教授通过精细的史料梳理与辩证论述,希望以此形成对族群历史关系的新认知,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作者简介(Author the Content):

 王明珂 

  著名历史人类学家,1952年出生于南台湾黄埔军校旁的眷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目录(Table of contents):

  序(许倬云)

  自序与谢词

  前 言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自然环境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

  畜产构成

  游牧与其移动模式

  游牧生产、分工与消费

  辅助性生业: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

  游牧社会组织:家庭与牧团

  游牧社会组织:家族、氏族与部落

  分支性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与外在世界

 

  第二章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

  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

  公元前15 至前3 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

  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

 

  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

  游牧“国家” 问题

  地理与自然环境

  匈奴的游牧经济

  游牧经济下的匈奴国家与社会

  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

  秦汉时期辽西的地理环境

  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

  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

 

  第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

  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孙

  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

  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

  历史本相与表相

 

  结语 边界? 移动? 抉择

  参考书目

 

  图表目录

  图一 世界主要游牧类型分布简图

  图二 阿穆拉贝都因人各氏族所宣称的祖源关系

  图三 布里雅特蒙古各氏族部落祖源关系

  图四 中原北方、西方三种传统游牧类型分布图

  图五 匈奴牧区及其周边

  图六 汉代北方游牧者的形象

  图七 河湟及青藏高原东缘的羌人牧区图

  图八 汉代边官出巡图

  图九 汉代的乌桓与鲜卑及其迁徙图

  图十 献鲜卑降俘图

  表一 汉军与匈奴战争中掳获匈奴牲畜记录

  表二 史籍所见匈奴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表三 汉羌战争中汉军掳获羌人牲畜记录

  表四 史籍所见羌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表五 史籍所见鲜卑入寇汉帝国之发生季节

 

  彩图目录

  彩图一 汉帝国边郡的太平之世

  彩图二 匈奴墓出土铜牌

  彩图三 铜马

  彩图四 牦牛铜牌

  彩图五 兽噬羊铜牌

  彩图六 草原游牧人群的青铜短剑

  彩图七 鸣镝

  彩图八 草原游牧人群的青铜短剑

  彩图九 蒙古草原上的牧主与牧工(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彩图十 蒙古族牧民村中围牲畜的栅栏 (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彩图十一 天山下的草原( 新疆巴里坤)

  彩图十二 蒙古草原上初春牧马(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

  彩图十三 蒙古草原上的沙漠地( 毛乌素沙地)

  彩图十四 草原上的羊群( 新疆巴里昆)

  彩图十五 青藏高原上的夏季移牧 ( 四川红原)

  彩图十六 青藏高原上牧民的冬场(四川若尔盖)

  彩图十七 长江上游的高原游牧 ( 四川色达)

  彩图十八 青藏高原上的夏季牧场 ( 四川红原)

  彩图十九 河湟地区的高原河谷 ( 青海互助县)

  彩图二十 河湟地区的大河谷盆地 ( 青海贵德)

  彩图二十一 林间牧地与“ 林中百姓”(新疆阿尔泰地区喀纳斯湖附近)

  彩图二十二 落叶松林边上的夏季牧场(新疆阿尔泰地区喀纳斯湖附近)

  彩图二十三 森林草原游牧人群曾活动的地方(内蒙古克什克腾旗)

书摘(Excerpt):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黄土高原西方的游牧部族西羌(或简称羌、羌人),在中国历史上未若匈奴、鲜卑、突厥、蒙古那样赫赫有名。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给中原帝国带来的麻烦少—造成东汉帝国衰亡的外敌主要是西羌,而不是匈奴—而是,他们没有建立其“国家”,没有像“单于”那样势力强大的领袖,甚至缺少功绩显著可流传于史的英雄。事实上,汉晋时期华夏所称的“西羌”,是黄河上游一些统于各个部落的人群;他们只有在对汉帝国作战时,各部落才暂时结为部落联盟。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称号,但显然并不是“羌”—这只是华夏对他们的泛称。

  “羌”这个字,由羊、人两部分并成。远在商代,商人便称西方有些异族为羌,大约指今日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一带与商人为敌的人群。从“羌”这个字的构造,以及从考古资料所见商周之际北方养羊的风气愈来愈盛,且这样的混合经济人群也往南方进逼的情况看来,商人称一些西方部族为“羌”,其意是指他们心目中西方那些“养很多羊的异族”。汉代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释羌字为“西方牧羊人也”;这应很接近商人心目中羌的概念。只是,

  东汉时人所称的“羌”并非在陕西或山西,而是在更西方的青海东部与甘肃西南部。这是因为,西周以后华夏认同形成,并西向扩张;当西方的周人、秦人及西戎等都逐渐变成华夏之后,“羌”这个华夏心目中的我族边缘概念,便持续往西移指更西方的异族。秦汉时,随着帝国的西向扩张,华夏接触并认识了更多的西方异族;他们先以“羌”这个古老异族称号来指称陇西一带的异族,后来这些异族也成为华夏后,华夏又称新开发的河西四郡上的一些异族为“羌”,最后,约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羌”才主要被华夏用来指称青海、甘肃之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一带的异族。(参见图七)在这一章中,我探讨的对象便是汉代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

  由于他们与汉帝国有激烈、血腥的冲突,因此汉代之人对他们有许多的描述与记载,也使得本地各部落人群成为华夏心目中“羌人”的主体、核心。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地区指的是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一带,约在今甘肃西南与青海省的东部。地理上,本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角;一个个高山围绕的高原河谷是这儿最显著、普遍的地貌。(参见彩图十五至二十)河谷地区海拔高度平均约在2200米左右,高地超过4200米;一般平均海拔高度为2700—3300米。气候大致来说是冷而干燥;最暖月均温是11—13 摄氏度,有些低地可达17—21 摄氏度,年降雨量约300—400毫米。

  以日月山与拉脊山为界,本区还可分为三个副区。拉脊山以北、日月山以东的湟水流域是有名的西宁河谷。湟水及其支流切割本区成为高山河谷,比较而言,本地区河谷低平,气候条件较好。河谷冲积平原与有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比本地其他地区来得广阔。当代这是河湟的主要农业区;在汉代,它是汉帝国军民的主要屯垦区。这儿也是黄土高原最西方的延伸部分。20世纪前半叶曾在此长期居住的英国人埃克瓦尔,曾在其著作中提及黄土与本区农业的关系。他描述道:“只要有这种肥沃而又用之不尽的土壤,加上足够的湿度或赖灌溉,简单的轮种及汉式施肥就能够保证年年有好的收成,无须休耕。”

  拉脊山以南是黄河上游谷地。黄土在此呈零散分布,目前主要农业区沿黄河由东而西,有循化、尖扎、贵德等河谷盆地;这些都是河谷冲积平原及黄土丘陵盆地。汉代羌人各大部落争夺的一个主要河谷—大小榆谷—据信就在贵德与尖扎之间。日月山以西到青海湖一带则是另一区域;此处海拔较高,青海湖标高3200米。当前这里主要是牧区,较低处是良好的冬春牧场,高处是夏季牧场。汉代的西海郡就在青海湖附近。

  比起蒙古草原,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具多元性,而高度是一决定性因素。高度影响植物的生长,因此也影响人类的农业活动。在北纬38度左右,农业分布的上限约在2700米左右。往南,到了北纬32 度的地方,农业分布上限可及3600米。森林灌木大约分布在海拔2000—3300米。在森林灌木及农业分布的上端尽头,也就是高地草原开始分布的地方。此种高地草场藏语称aBrog ;在北纬38度左右(约当青海的大通、门源一带),草场高度约在2700—3700米之间;在北纬32度左右(青海南部的班玛,四川北部的色达、壤塘一带),则草场分布在海拔3600—4600米之间。埃克瓦尔称,这是一个广大而又有多样性植物的草场,无论是食草的或是偏好荆棘枝叶的家畜,在此都能各取所需。在高地草原的最上端,植被只有藓苔类;此种植物只有牦牛能以舌头将它们舔舐下来为食。

  许多到过此地的早期旅行探险家及研究者,都提及这儿由于海拔高度所造成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二元区分现象。河谷与高地不但在自然环境上有截然差异,两地居民在经济生态与社会上也大有差别。住在河谷的人被称作Yul ba或Rong pa,意思是住在低地的人或低地农人。根据20世纪前半叶的调查资料,典型的Rong pa村落大约有十几户到七八十户人家;牧地与森林公有,但房屋与田地为家庭私有。主要作物是玉米、大麦、马铃薯,西部及海拔较高处种植青稞、春小麦、碗豆等。他们通常也养一些家畜,譬如耕地用的黄牛、牦牛、骡及犏牛(黄牛与牦牛的混种),当作坐骑或载物的马与驴,以及提供生活所需羊毛与乳制品的一小群羊。

  高山草原地区的游牧藏人自称aBrogpa,意思是住在高山草原的人。他们不从事任何种植,主要生活所需都出自牲畜,并以牲畜以及畜产品与农村居民行买卖交换,以取得农产品及生活所需的金属器具。游牧藏人所牧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牦牛、马与犏牛;他们的马、绵羊与低谷农村居民所畜养的也有不同。牦牛是河湟高地牧业中最重要的牲畜。它特殊的体质,能够让它生存于高寒且氧气稀薄的环境;在其他草食动物找不到牧草的高寒地带,它仍能赖冻原的苔类植物为生;在大雪封了山道时,成群的牦牛作为前驱,可以如除雪机般为其他牲畜及牧民开路。然而据报道,牦牛们不会头尾相衔地走在谷地的小径上;即使在载负重货时,它们仍喜欢挤在一起,因此易摔落悬崖。因此牦牛强大的负载力,只适用在路较宽阔的高原地区。

  借助于牦牛,20世纪上半叶河湟游牧人群的季节移动约略如下:12月到来年3月,牧民们住在冬草场,通常是在一个邻近农业聚落的避风谷地。这是牧民定居的季节。每一个家庭或牧团都有固定的冬场,每年冬天回到这里。有些冬场甚至有石房子,但大多数只有挡风的石墙或土墙,冬季帐落就搭在中间。由冬草场迁出,通常是在4月中至5月底之间,依春草发的情况而定。这也是畜类最羸弱的时候,春旱及春雪都可能造成畜群大量死亡。游牧迁移的主要形态是,先向高处移动;开始几个月移动距离短,每次停留时间也短。随着进入盛夏,畜群移动距离及停留时段都渐长。大约在八月达到最高处的草场,然后开始往下移动。早秋时已降至离冬场不远的地方,此时约是9月或10月初,这也是他们与定居藏民来往密切的季节。在河湟地区,从夏季中期至冬季中期是马肥的季节,因此一方面适合外出劫掠,一方面也需要防范遭他人劫掠。劫掠主要是为获取牲畜,对象是其他部落的牧民及往来商旅,掠夺定居村民的情形很少。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西汉中期以后,汉帝国的势力逐渐进入河湟地区。东汉时由于汉帝国驻军、殖民于河湟,造成本地羌人各部落与汉帝国间剧烈的军事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帝国史官有了河湟驻军、官员所提供的关于羌人的资料,也有了描述这些西方异族的动机。这些由东汉后期以来累积的资料,后来都被公元5世纪时的范晔写入其《后汉书》中。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以下简称《西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概要地重建汉代河湟西羌的游牧生活。首先,《西羌传》对河湟部落之民的经济生活有一提纲挈领的综述: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此记载说明,基本上他们是行游牧的,但“地少五谷”这样的陈述,似乎是说他们并非绝无农业。的确,《西羌传》及《后汉书》其他篇章中都有河湟羌人从事农作或储存谷类的记载,因此学者们多认为汉代河湟羌人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亦有学者推测他们中有些是定居农民,有些则是行游牧的牧民—与当代本地藏族有农人、有牧民是一样的。以下,我由畜产构成、游牧季节迁徙、辅助性生计活动等方面,来介绍汉代河湟羌族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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